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正被全国政法机关广泛应用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服务群众之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国家各个机构和部门都在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政法领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科技引领、信息支撑，提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推动信息化和执法办案深度融合
今年以来，各级政法机关积极探索“互联网+”，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深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公开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教授曹诗权表示，近年来，科技手段在政法工作中创新应用取得丰硕成果，初步实现情报主导、准确预警、精确打击、整体防控。特别是重大社会活动风险评估和预警技术、吸毒人员瞳孔快速检测、视频监控联网应用、智能视频识别技术、危爆物品非接触式侦测、语音声纹识别等相关高科技系统与装备，整体提高了社会风险的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能力。
他指出，要推动信息化和执法办案深度融合，通过“信息化”这个抓手，让政法工作脱胎换骨，升级换代。未来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大数据深度应用，从多源、分散的大数据中发现趋势、找出规律，提高信息挖掘利用水平，推动精准侦查破案和科技集约型治安防控。
实际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信息化为基础,积极推行法院案件信息业务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司法权运行规范化；贵州贵阳等地则实施“数据铁笼”计划,用数据编织制约权力的笼子，使权力运行全程电子化、处处留痕。
通过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司法权运行作出分析研判、风险提示,使干预插手全程记录、违规操作自动报警,让权力的运行真正置于阳光之下,司法公信力也随之得以不断提升。
201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建议，经在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上公示和依法审理后，分别对罪犯刘志军减刑案、罪犯薄谷开来减刑案作出裁定。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1日，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总访问量为86万次，公开信息项18.66万余项；全国有3145家法院实现向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文书，已公布裁判文书1165万份；中国执行信息网累计公布执行信息5068万条，截至2015年12月,全国已有245万名被执行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5年1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明确除依法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外，各级检察机关其他的案件信息、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做到“能公开的一律公开”。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正式上线一年多来，已经构建起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网上公开、重要案件信息发布、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四大平台。截至2015年11月底,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共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200余万件、法律文书超过50万份。
以信息化提升政法服务水平
今年2月，公安部按照“服务便民利民、办事依法依规、信息公开透明、数据开放共享”的原则集中推出28项便民措施，涉及精简群众办事提供证明材料、简化优化群众办事程序、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提供群众办事“一站式”综合服务等方面。其中包括利用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技术，推进轻微交通事故网上处理；推进驾驶人考试业务向县级下放、延伸；放开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异地申领限制，允许在全国范围异地补换领所有车型驾驶证，实行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推进消防事项网上办理，相关消防行政许可和备案网上申报等，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另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实现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和保险理赔“一站式”服务，建立网页、手机APP、短信、语音电话多种方式相结合，系统化、全覆盖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全面推广应用全国互联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等。
公安部要求，所有28项措施要在2017年年底前全部落地
福建等地与创客互动,搭建了“千人微信群”“交通违法随手拍”等信息平台；还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互联网企业都与“微”互动，网络有奖举报、网络调委会等办得有声有色。
安徽芜湖大力推进公共数据共享共用，建成包括232个数据来源52亿条信息的政府数据库，汇集了各方资源,提高了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水平；合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则通过多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形成了数字管理、动态监管、投诉受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城市管理模式。
北京、浙江等地纷纷建立社会治安评估预警等大数据中心,通过对警情、发案量等数据的量化分析,实现了治安形势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精确预警。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在“预测犯罪热点”方面也有成功做法,构建大数据、云计算中心,集成公安专业数据,做到实时掌握犯罪轨迹、预判犯罪热点等,极大提高了防范打击犯罪水平。
统计显示，湖北共建成科技法庭1261个,案件全程录音录像208440件,占新收案总数的一半。信息化不仅强化了庭审、约束了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还为执行工作打开新局面。为破解“执行难”,湖北法院建成了集网络查控、失信惩戒、公开拍卖、远程指挥、信息公开于一体的执行指挥系统,仅2013年以来就发布失信黑名单7.6万余人、8600名“老赖”现身还债,履行债务3.2亿元。
湖北还将社区矫正信息平台与社区网格监管中心对接,30余万名网格员直接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社区矫正监管的专群结合。
目前，信息化不仅提升政法服务水平，也打造阳光政法。各级政法部门通过网络技术的电子平台和载体，将政法机关执法办案和办事的程序、手续、时限、收费标准、监督方式等内容在网上予以公布，做到警务、检务、审判公开，方便群众办事，避免暗箱操作和故意刁难。
用大数据保障城市公共安全
近年来,山东省公安机关将大数据、云计算与公安工作紧密结合,着力打造打防管控“杀手锏”。每天1000万条动态数据进行分析碰撞后，由大数据警务云平台自动生成、定时推送，做到精准打击防控。
不仅如此，大数据警务云还能够有效聚焦违法犯罪问题热点区域和成因，指导开展集约化打防行动，把数据变成线索，把线索变成指令，对各类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先、化解在小。
上海市公安机关加强内部信息资源整合,已存储公安业务信息和社会信息270亿条,并对相关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实现海量信息的碰撞比对和关联分析。以交通管理为例,遍布全市的“车辆牌照识别系统”日均采集信息940余万条,通过综合分析,为重大安保活动交通管制和提高交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流动人口、出租房、电动车管理曾是温州社会治安管理的三大难题。针对这种情况,温州市推开物联网社会治安管控工作,整合建立物联网治安管控平台,对全市330万流动人口、57万间出租房、140万辆电动车进行管控,每天生成2000多万条信息,实现以卡管人、以卡管房、以卡管车。
广东借助民智民力打造社会面治安防控“茂南模式”，借力“平安家居”建设监控天网，按照群众自愿参加、市场运营的模式，打造不留盲点的视频监控网，以最低成本编织起不留盲点、不留死角的技防网络。
茂南区建立全民参与的情报资讯网。开通多渠道举报平台，组建网络问政平台群，使群众成为公安机关的“千里眼”“顺风耳”，开创“全民警务”的新型警务模式。另外，还利用互联网多元信息平台构建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微博、微信、QQ、网络论坛以及手机短信等多渠道举报系统，打造“博、网、报”互动的网络问政和舆情引导宣传平台，把网络社交工具变成警务利器。建立合成作战中心，整合发展数据情报，促进“人防网”“技防网”“情资网”“法援网”四网融合，形成“以情报为主导、多警种整体联动”的合成作战模式。
天津警方运用大数据警务云,推动警务决策机制由业务驱动向数据预测转变、由事后被动查证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形成“一分钟现场处置、五分钟增援到达、半小时关闭城门、一小时全市联动”的公共安全扁平化指挥体系。
大数据、云计算等已成为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