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革命发端于技术领域，发展于经济领域，如今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政府治理方式带来了新的机遇、挑战和启示。
一、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提高行政效率。以前的文山会海，不仅造成了纸张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层层下达的时滞效应过强。现在电子政务的出现让信息的传递变得更加容易、更加便捷，很多问题在比较低的政府层级就可以得到解决，政府行政效率得以提升。
第二个机遇是提高透明度。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提高源自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被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解决，政府的法规、政策、项目、计划等信息更容易被民众了解和掌握，民众的意见建议也将以类似众包的方式在政府决策制定和施政过程中得以更好的体现。不仅有利于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也有利于把一些不和谐因素遏制在萌芽状态。
第三个机遇是增强基层政府职能。地方政府的存在有充分的经济学理由，比如最接近基层需求的信息优势，从而更容易提供满足民众真正需求的公共服务。进入网络时代，在政府内部对上对下的信息渠道会更加畅通，政府更容易了解民众和企业的需求，也让政府更容易精准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而非所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无差异化提供。
二、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挑战
互联网对于政府治理带来的影响，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是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传统社会的信息来源是相对单一化的，大家的思维、理念、是非观、价值观都有强烈的趋同性。而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的时代，信息来源和信息数量爆炸式增长，甚至网络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新的信息来源，而网络倍增效应又使信息网络急剧扩张，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全球的数字信息增长了九倍。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和自媒体的时代，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彻底被打破。
二是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结构呈明显的金字塔型，政府靠科层体制可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到了互联网时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意见领袖群体的兴起。不管是在微博还是微信中，我们会发现，有一大群人的粉丝数量是巨大的，一个娱乐明星微博的粉丝就可能达到几千万，全国千万级粉丝的博主有一百多人，一百万以上粉丝的意见领袖有两千多人，十万以上的数不胜数，这些意见领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巨大。
三是网络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当信息来源增多之后，传统的组织对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作用已经在逐步弱化，而网络的影响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同的国家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互相渗透从来没有停止，互联网成为境外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从社会的思潮来看，除了传统的左右之分在网络时代变得愈发壁垒鲜明，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例如2012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生的青年砍死医生的命案，在网络上的投票结果显示有65%的网友对凶手这样的一种选择表示认同。2013年的夏俊峰案中绝大部分的网民也是站在夏俊峰而非被杀死的城管一面。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互联网上变得异常流行，尤其是在我国网民群体呈现年轻化、低学历化的今天，如何进行舆论引导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巨大挑战。
四是身份的隐蔽性对于传统治理模式提出挑战。互联网领域有一句名言“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信息的隐蔽性一方面让大家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政治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如何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成为艰难的课题。
五是政府面临着全民围观、全民监督。网络对执政透明度的大幅提高也同时提高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度，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执政行为和官员的个人行为都提出了高度挑战。近期诸多官员腐败、施政行为不当事件都最先被网友爆料，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事件处理结果起到重要的影响。
六是网络聚集能力对政府应急机制提出挑战。网络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是中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利用它做好事，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正效应，但是如果被坏的势力利用，造成的破坏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牵头人往往在群体中具有一定威望，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是通过网络发起的，并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而我们的政府在应对机制和舆情引导方面显然准备不足。
三、互联网精神对政府治理的启示
（一）重视“长尾”作用
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大挑战是二八定律的失效，在传统经济社会，前20%的大客户、畅销产品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占到一半以上，因此成为企业关注和服务的焦点，而其余80%的部分需求因供给太分散，逐一满足成本高、效益低，从而不具有太高的经济价值。而网络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满足长尾部分的分散化需求成本明显降低，而长尾部分的巨大信息优势将成为企业新的价值来源，因此，有人说互联网经济是“ 丝经济”。不管是阿里巴巴的成功，还是腾讯的成功，都是“ 丝经济”的代表。
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精英导向的施政理念必须改变，要将视角下移，在对社会金字塔中层和低层的关注和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坚实的执政合法性，换言之，对“ 丝”要更加重视。我们固然要重视精英群体，但是对于最底层的群体，也必须重视起来。“为人民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二）运用众包模式
众包模式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经济各个领域，依靠大众的智慧而非公司内部的智力资本进行生产和服务，从而使产品和服务更符合消费者需求，而传统的消费者也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产销者。例如大众点评，它自己并不发表关于餐厅的各类评价，而是把消费者的智慧纳入进来，在餐饮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搭建平台。在科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课题不是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科学界开始流行一种方法，例如要做一个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可以建一个网站，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家都随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发布最新发现的一些植物的种类、植物的特性、分布的地点等信息，这可能带来传统社会不可能实现的知识规模效应。
借鉴于此，政府将可以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公众的参与成为大势所趋。进入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希望有发言权、参与权，每个人都希望制造自己的存在感。我们政府也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和正在回应这种新的变化趋势，包括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充分吸纳了网友的意见建议，有很多的精彩的观点、精彩的建议、精彩的评论被用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参与是拉近政府和公众之间距离的非常好的手段，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参与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学会利用“无序”系统
互联网时代的社区往往层级性不再那么明显，更像是一个蜜蜂的聚合群。对于一些必须要控制的工作，可能需要采取非常可靠的线性系统，但是对于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快速变化的一些情况，反而可能需要一些“失控”的系统，就像蜂群一样，“无序”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怎么把如此之多的一只一只的小蜜蜂的智慧融合起来，发挥社群的自组织性，把这种社区的生物性的特性利用起来值得我们研究。一方面要发挥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基于科层制的领导模式需要做适应性调整。
（四）促进公共服务的精准投放
互联网公司的基本业务大多采取免费模式，而靠广告收入和差异化服务业务盈利。而差异化服务的前提是基于用户行为和用户使用习惯带来的用户信息，从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出用户需求，针对需求进行服务的精准投放。
与商业服务类似，公共服务的精准投放在互联网时代同样变得更为重要。互联网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政府对于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把握，从而为个性化的、更切合实际需求的公共服务提供可能。
